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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深化助力中國經濟向好

  11月份,從公布的多項經濟、金融指標中可以預測2019年全年的基本情況,更多的政策已經開始著眼明年的經濟發展:央行發布《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5年期LPR首次下調0.05個百分點;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首次提出要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從上述事件中如何判斷經濟的發展方向和趨勢?為此,《金融時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產業部副主任、研究員卞永祖。

  理性看待LPR下調

  《金融時報》記者:11月20日,新機制下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第四次公布,相比上月,1年期和5年期LPR雙雙下降5個基點,其中5年期以上為新LPR公布以來首次下降,引發關注。請問您如何看待?

  卞永祖:此次LPR下降時機以及下降幅度是符合預期的。今年8月份人民銀行完善了LPR的形成機制,各報價行在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的基礎上加點報價,市場化、靈活性特征將更加明顯。此前的11月5日,央行開展1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4000億元,中標利率從3.30%降為3.25%,為2018年4月份以來首次調降。此外,11月18日,央行開展1800億元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從2.55%下調至2.50%,這是自2015年10月以來逆回購操作利率首次下降。同時,中國人民銀行于2019年9月16日全面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后,又額外對僅在省級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定向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于10月15日和11月15日分兩次實施到位,每次下調0.5個百分點,此次降準釋放了大約9000億元的流動性,也降低了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因此,市場已經普遍預測到央行會通過降低MLF利率來引導LPR的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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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也需要央行做出應對。10月底,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布降息25個基點,已經將聯邦儲備基金利率降低至1.5%~1.75%區間,這是美聯儲今年第三次降息。將聯邦儲備基金利率降低至1.5%~1.75%區間。除了美國外,巴西、俄羅斯、土耳其等多國央行也紛紛宣布降息。歐元區的隔夜存款利率已經由負0.4%下調至負0.5%,日歐等國家負利率債券總規模越滾越大。因此,在全球“降息潮”下,雖然我國相關部門一直強調“絕對不搞大水漫灌”,但是外圍的這種降息潮確實也為中國貨幣政策預留了空間。同時,保持杠桿率穩定也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中小企業融資成本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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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LPR公布以來,1年期LPR已經從4.31%下降到目前的4.15%,下降了16個基點,很好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根據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第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0%,比二季度回落0.2個百分點。政府多個部門都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因此貨幣政策因時而變,預調微調,有助于穩增長、防風險。11月19日,央行召開金融機構貨幣信貸形勢分析座談會,強調要推動金融機構真正參考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定價,促進實際貸款利率下行。央行的政策意圖十分清晰,即通過改革完善LPR報價機制,形成MLF操作利率—LPR—貸款利率傳導路徑,通過MLF利率調降,引導LPR下降,進而推動貸款實際利率下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5年期以上LPR同步下降5個基點,也引發了是不是利好房地產市場的大討論。實際上,今年以來,相關部門就將提高中長期貸款比例作為改善信貸結構、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舉措。下調5年期以上LPR,有利于引導銀行降低中長期貸款利率,有助于提升企業獲取中長期融資的積極性,尤其是有利于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根據發改委的數據,目前我國人均基礎設施存量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的20%~30%,并且在交通、水利、能源、生態環保、社會民生等基礎設施領域仍存在不少短板,總體來看,我國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仍有很大空間和潛力。加快在該領域的投資,不僅會對中國經濟形成托底的作用,也有利于穩定市場預期和信心。

  對房地產的影響將不會很明顯。一方面,與一般貸款不同的是,房貸利率實行“下限管理”, LPR下降并不意味著房貸利率直接下降。在當前形勢下,受利率下限以及銀行加點等約束,LPR下降后房貸利率下行的概率并不高,央行可以通過“窗口指導”等措施,加強規范商業銀行住房信貸業務。另一方面,堅守“房住不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仍然是當前房地產政策的底線。在當前房地產價格上漲預期已經有初步控制的情況下,不向房地產市場發出錯誤信號,穩定居民部門杠桿率,仍然是金融監管部門當前重要的任務。所以,此次5年期以上LPR下降,并非放松房地產市場調控。

  下一階段,我國貨幣政策應保持定力,在穩增長、防風險、調結構等多種目標中尋求平衡,更好地穩金融、穩就業、穩預期。同時,國際國內環境雖然存在挑戰,但是總體上仍然是機遇大于挑戰。我國要繼續引導金融資源從低效領域退出,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同時,更突出結構性調節功能,如基于“三檔兩優”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框架,實施定向降準,加大對中小銀行流動性的增量支持,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加大對金融機構的正向激勵,使流動性能夠更有效率地注入到實體企業,更好地應對局部性社會信用收縮壓力。

  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意義大

  《金融時報》記者: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健全基準利率和市場化利率體系”。其中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是首次提及,較少有學者對此做深入研究。在目前形勢下這樣的提法有什么意義?

  卞永祖: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實際上就是貨幣發行機制,貨幣投放是金融活動的核心,這一新提法表明我國金融改革將全面深化。

  現在的貨幣都是國家信用為基礎的信用貨幣,是一切金融活動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的完善程度,與其信用密切相關。尤其在當前金融全球化發展非常迅速的情況下,歷史已經證明了貨幣發行機制的重要性,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經濟危機都是因為外資短時期內大進大出,導致本國貨幣大幅波動,從而引發了整個國家金融市場的動蕩,進而損害了經濟發展。

  我國高度關注貨幣發行機制的建設,始終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不斷調整、完善貨幣發行機制。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貨幣發行機制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不斷調整,為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正在出現。最近十余年,在經歷了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以及世界金融危機以后,國際經濟格局顯然發生了很多變化,最主要的就是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在提升,而發達國家的話語權相對在下降,恰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所說的西方霸權統治正在走向終結,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無疑已經到了變革的路口。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走低的趨勢還在繼續,但是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比如,在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間,北京商品房年均價漲幅高達13.56%,遠超同期居民收入增長水平。同時,近幾年人民幣匯率波動也在加大,尤其是在8月份破7的時候,還引發了國內國外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實際上,穩定的經濟增長、穩定的資產價格以及穩定的匯率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構成了“三元悖論”,而這與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機制有密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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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外匯占款成為我國基礎貨幣的主要來源。2008年至2015年間,外匯占央行總資產的比重大都在70%以上,最高的年份曾經達到80%。雖然2016年開始下降,但是目前占比仍然大于55%,結匯后的大量人民幣成為了央行的負債。作為國際金融秩序的制定者、主導者,美國貨幣政策的一舉一動都將會傳導到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給包括央行在內的監管部門帶來監管和調控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也會給國內資產價格帶來巨大影響。

  由此可見,在當前國際國內經濟都在發生變化的形勢下,改革貨幣發行機制關系到金融體系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當前全球正在掀起去“美元化”的浪潮,也給我國貨幣發行機制改革帶來了機遇。由于美國國債收益率出現倒掛現象,其經濟發展前景不容樂觀,美債被投資者看空的程度在增強。據統計,2018年以來全球至少有34個國家通過拋售美債、放棄美元結算等方式“去美元化”。同時,世界各國使用本幣結算的現象正在增多。比如,中國目前已經與近40個國家或地區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互換總金額已經超過了3萬億元人民幣。2018年,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首付規模達5.11萬億元,同比增長18%,占全球比例為2.05%,較上年提高15.34%。

  同時,國內貨幣發行機制改革的基礎不斷完善。隨著我國貿易更加趨向于平衡,央行更加傾向于使用MLF、PSL等工具作為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當前MLF(含TMLF)余額超過了4萬億元,很好地保證了流動性的適當寬裕,相當于構建了緩沖地帶,尤其是隨著LPR機制的建立,貨幣傳導機制更加通暢,也有利于發行機制的完善。

  當然,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的核心就是加快建立以中國經濟發展為基礎的貨幣發行機制改革。西方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顯示,當央行資產負債表都是本幣呈現的時候,往往會更加穩定,尤其是在抵抗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央行才可以充當有效的最后貸款人的角色。隨著中國加快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的改革,可以預見將降低財政負擔以及重組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金融產品更加豐富,金融市場也更加活躍,不僅會加速中國金融體系由大向強的轉變,也會對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驅動力。

  潛在金融風險正在穩步化解

  《金融時報》記者:11月25日,央行在官網發布《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對2018年以來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狀況進行了全面評估。報告對我國面臨的重大金融風險進行了提示,您如何看待目前的金融風險?

  卞永祖:央行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表明,雖然全球經濟金融動蕩源和風險點仍在增多,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但是在相關監管部門的“精準拆彈”和大力監管下,我國金融風險由前幾年的快速積累逐漸轉向高位緩釋,已經暴露的金融風險正得到有序處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力度加強,金融秩序正不斷好轉。

  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潛在的金融風險隱患短時間內難以消除,一些突發事件容易引發金融輿情,甚至會影響到金融市場的穩定。近期,河南省伊川農商行和遼寧省營口沿海銀行就因為謠言發生了集中取款事件,部分網點甚至出現擠兌現象。雖然監管部門有關負責人已經回應兩起事件都是由謠言引起的,不能片面夸大風險,這兩家銀行也已經全面恢復營業,但此類事件應引起有關方面高度重視,深入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再次發生。

  當前金融市場容易發生的輿情事件,與大眾對我國經濟發展前景缺乏信心不無關系。實際上,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均處于發展無力的狀態之中,中國經濟仍然屬于優等生。從制造業數據來看,Markit與摩根大通聯合發布的9月全球制造業PMI指數為49.7,連續第五個月跌破50榮枯線、處于萎縮區間。德國10月制造業PMI初值顯示41.9%,遠低于50%的榮枯線。根據ISM公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美國制造業PMI為48.3%,連續第三個月低于50%的榮枯線。根據統計數據顯示,10月財新中國綜合PMI為52,為5月以來最高,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1月制造業PMI為50.2%,均處于制造業擴張發展的區間。這說明,中國經濟是在向好發展。

  也有很多人關心近期的通脹問題。在9月CPI同比上漲3.0%,結束了今年以來連續6個月的“2時代”后,10月CPI突破3.8%,同比繼續擴大。客觀來看,此次通脹走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豬肉價格上漲造成的。一直以來,豬肉價格在中國CPI的核算中占有相當的權重,如果剔除豬肉價格,CPI與核心CPI的分化則相當明顯,屬于結構性通脹。隨著我國相關政策的出臺,豬肉價格開始企穩甚至出現下跌,根據農業農村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11月22日-11月28日當周,豬肉批發價格為每公斤42.82元,環比下降6.5%,批發價格已連續三周下降。因此,CPI并不存在持續上漲的基礎。

  但是,在互聯網時代,金融輿情相對更容易發生,尤其是目前金融風險點仍然較多的情況下,如何加強監管,減少其帶來的損失程度,是監管部門、媒體和廣大投資者都需要面對的一道重要課題。客觀上來說,金融市場天然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公眾往往會“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加之當前信息傳播方式的發展變化,都可能導致謠言擴散。今年以來,中小銀行面臨的困難被不當放大,P2P爆雷事件也造成了部分普通居民的財產損失,基層金融生態環境相對脆弱,部分儲戶金融知識不足,不法分子制造夸大性謠言,都對當前的金融市場帶來負面影響。

  經濟發展需要維持相對穩定的輿論環境,在應對由輿論造成的外溢影響時,仍然需要協調各層級監管部門的運作,加大對輿情監管刻不容緩。尤其在互聯網時代,輿情分析必須依托大數據技術。要想分析的全面準確必須要有實時的大數據資源作為數據支撐,因此輿情分析必需輿情監測在先。在輿情監測和分析階段,利用統計方法對互聯網輿情數據自動抓取、自動進行分類統計。當然,依據信息傳播方面的理論,輿情也有周期性,即存在輿情的醞釀期、發展期、高潮期、處理期、反饋期、衰退期。因此,在依據統計數據的基礎上,確定輿情所處的階段,并對監測到的輿情形成簡報、報告、圖表等分析結果,從而統籌把握輿情的情況,做出相應的部署,以正確輿論引導,從而提供客觀的分析化解輿情。通過人工智能中的機器學習算法、神經網絡等技術方面的支撐,實現智能輿情分析能力,也可以及時發現輿情話題并自動追蹤,準確把握公眾情緒特點,分析統計輿情信息,做出傾向性研判等。同時,對于輿情監控的人才培養需要加大力度,只有依靠“士兵”才能贏得“戰爭”。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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